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后,于洪武二十三年(1390年)下令处死了开国元勋、左丞相兼韩国公李善长。朱元璋给出的理由,是李善长牵连胡惟庸案,被定为“疑党”。不仅李善长本人被逼自尽,其家族上下七十余口也未能幸免,全遭株连。此事在历史上掀起轩然大波,世人多以“过河拆桥”、“残酷多疑”来形容朱元璋,认为他对与自己并肩打天下的老臣心怀猜忌,最终痛下杀手。
李善长被视为明初的第一功臣。他与朱元璋同为淮西乡里,自从投身反元事业以来,始终辅佐有方。李善长性情稳重,为人处事滴水不漏,擅长统筹全局,几乎没有留下可挑剔的漏洞。朱元璋曾公开称赞他,认为其功劳不亚于汉初的萧何。明朝开国大典上,朱元璋大封功臣,李善长位列“开国六公”之首,可见其在群臣中的地位与威望。然而,当功劳累积至极致,位高权重之后,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敏感而微妙。 事实上,在王朝初建之际,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信任极深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李善长有些言行逐渐超出了臣子的分寸。他虽无公开僭越,却在某些细节上令朱元璋心生不满。日积月累的嫌隙,使得朱元璋渐渐对他生出防范与杀心。世间常有人认为朱元璋是为太子朱标的继承扫清道路,但这一说法明显站不住脚。因为在1390年李善长被处死的当时,太子不仅身体康健,而且威望极高,并无急切之需。而且,李善长已年过七旬,本已告老之人,不可能对太子构成威胁。反倒是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案时,连带整肃宗室子弟,八皇子朱梓便因此受牵连而自焚,可见整肃的逻辑更在于“清洗”而非防备某人。 早在胡惟庸毒死刘伯温之后,李善长就隐约意识到风向的转变,他甚至主动提出告老还乡,回乡务农。然而,朱元璋虽表面宽容,准许他归田,内心却未曾放下戒心。李善长虽身离庙堂,但凭借过往功勋与声望,他的影响力仍旧存在,这反而使朱元璋更加疑虑。对皇帝而言,李善长的谦退不见得是真心隐退,更可能是养晦待机。 最终,丁斌案的发酵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李存义父子供称胡惟庸谋反时曾试图拉拢李善长,虽说他未明确应允,但表现出动心之意。又有御史弹劾其隐匿胡惟庸与北元勾结的消息。钦天监更上奏天象异常,预兆灾变必应验在大臣身上。这些所谓“证据”,在朱元璋的眼中足以构成谋逆大罪。即便李善长已年过七十六,手持免死铁券,也无法逃过清算。毕竟铁券明言不得赦免谋反之罪。 到洪武末年,朱元璋为了将一个稳定无隐患的政局交给皇孙朱允炆,下决心大规模清洗功臣。那些曾立下赫赫战功、威望深厚的旧臣几乎被一扫而空。李善长的下场,正是这场权力风暴中的一环。从史家的角度看,李善长所谓的“谋逆罪状”,极有可能是在严刑拷问下虚构的口供。朱元璋需要的,只是一个“合法”的理由去除隐患而已。至于真相如何,恐怕在当时已不再重要。这场悲剧,折射出帝王多疑与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。李善长虽功高盖世,终究逃不过帝王权力的无情铁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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